2021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世界政党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研究基地、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届中外政党研究高端论坛“中国共产党百年与世界政党”在浙江嘉兴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世界政党研究所、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30余家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制度建设和治国理政的成功密码以及世界政党发展状况和态势开展研讨，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就与政党外交
陈家喜提出，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阶段的伟大胜利，一个重要的秘诀就在于拥有一支坚定执行各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而这一队伍的构建有赖于有效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梳理百年大党干部选任制度的演化脉络，总结出党在长期的干部选任实践中形成了党管干部、突出政治素质与专业能力、强化民主选拔与绩效导向以及突出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有益经验。面向未来，党在优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时，一是要畅通干部选任的外部通道，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二是要按照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原则选贤任能，针对专业性的领导岗位，探索“绿色通道”和柔性引才，采取定向招录、挂职、特聘、选聘等方式引入体制外高层次专业人才，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及行业部门地域壁垒；三是要做到知事识人，防止在小范围选人、在熟悉身边干部中选人，要面向长期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急难险重岗位上埋头苦干、经受考验、成绩卓著的干部进行定向选拔培养。
马赛认为，妥当处理党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持续奋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自建党起，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相适应的党内关系。特别是在处理上下级关系、党内干群关系和党内同志关系三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保了党始终团结统一，有效地肩负起了历史使命。马赛提出，要高度重视党内关系，坚持灵活性与原则性的有机统一，党才会永葆活力和凝聚力。
余科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工作中形成了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一是不干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党既不允许别的国家和政党利用各种借口干涉党的内部事务和国家内政，也不允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干涉别的国家和政党的内政和内部事务。二是把国家利益和国家间关系作为政党外交的根本出发点。这不仅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晶，而且是“国家利益至上”这一准则的根本要求。只要人类社会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构成单元，国家利益原则就始终是包括政党外交在内的任何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和外交形式必须坚持和遵循的。三是充分认识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性和极端重要性。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党际关系中超越意识形态的基本准则，不受意识形态差异的牵扯，同一切愿意往来的政党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到，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意识形态具有坚韧性、伸展性和强大凝聚力，相同意识形态之间天然具有亲和力。
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孙建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国家性和国际性的双重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源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党的最高目标这一历史使命使然，化解“中国威胁论”这一刚性需要使然，重塑国际秩序的客观要求使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结合党情、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吸收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提炼出具有鲜明特色和特定含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含义的概念，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和大门，是改进甚至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最佳选择。更重要的是，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可行性和可信性。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稳定、最有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一带一路”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全球治理是确保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制度保障。
柴宝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深刻剖析，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外交领域发展的一个高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宏大的全球价值观，它的提出需要深厚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体，而全球治理的目标是人类整体的完善，两者是相融相通的。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试图构建超主权的政治联合体，而是更强调将全球利益这块蛋糕“做大”“分好”，即实现全球公共利益的发展和促进全球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平，使利益能够落实到不同国家、不同族群身上，使全人类都能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受益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公天下”“和而不同”等要素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人类文明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当今世界不再有也不可能出现所谓“文明的孤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的价值准则破除了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零和博弈”思维的局限性，强调兼容并包、共生共荣的国际交往理念，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引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美人之美”的同时，也要保持应有的文明自信和战略定力，坚守自身文明的独特性，才能最终实现人类文明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徐行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形成过程的研究指出，作为临时宪法发挥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保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发展。在它从酝酿、诞生到最初实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和研究《共同纲领》诞生的政治意义和周恩来的杰出贡献，对于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有重要现实启迪。
宋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凸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制度优势。“中国之治”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治”，其真谛是人民的事情由人民商量，人民的事情由人民决定，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全面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本质特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高度契合，发挥着凝聚共识功能、广泛参与功能、政治监督功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黄天柱认为，新型政党制度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已逐步嵌入中国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资源，从优化决策、维护稳定、平衡政治、柔化权力、深化民主等方面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组织和制度支持。
孙林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多制竞合的制度学习中结出的革命性成果，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结构类型上的突破，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两党制，更不是多党制，是一党与多党的结合、领导与合作的结合；二是政党关系上的突破，包括政党关系的地位法定、政党建设的联动、向心的政党监督；三是运行机制方面的突破，超越了竞争性逻辑和行政官僚政治逻辑，形成了政党的政治协商，实现了政党运行机制上的重大变革。
武建强从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变迁出发，围绕民主党派履职情况，构建了一个“黏性生成—黏性稀释—黏性维持”的分析框架：多党合作正式制度的确立意味着黏性生成，非正式制度诸要素导致黏性稀释，它的协调流畅程度决定着制度效能高低。基于上述框架，他总结了提升民主党派履职效果的基本路径，就在于使“建起来”的制度在实践中“转起来”，将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政党治理优势。
钱牧探讨了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分别扮演着核心和关键性角色。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互动的效应体现为三个关系范畴，即意见表达的“权威性”与“贴近性”、政治决策的“效率性”与“正当性”、协商过程的“协商成效检验”与“协商能力培育”的有机统一。
政党政治比较研究
隗斌贤通过比较中外政治制度认为，西方政党制度存在缺陷，如将部分人的“同意”等同于全体人的“认同”， 将程序正义超越于结果正义，将选举中胜选的政党、个人的意志凌驾于共同意志、公共利益之上，周期性选举限制了公民的民主生活，公民的声音在实际决策中消失。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精髓特色是多党合作， 基本方式是政治协商。
张春满对中国共产党和部分西方国家执政党的党建网站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西方执政党网站的建设逻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政党纲领展示型，政党团队展示型，政党领导人展示型。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网站则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即政党全面展示型。西方执政党网站注重设计、内容突出、沟通至上等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关孔文基于中欧政党政治的比较研究提出，虽然欧洲政党政治和治理发展较早，但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主体地位，结合法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路径，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政党及其意识形态特征。由于中国和欧洲对政党治理的概念界定、理论建构以及目标限定等层面皆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治理路径层面，中国依托党和政府“自中央至地方”的层级而建构多元治理格局，而欧洲则体现为“超国家层面—成员国层面—次国家层面”的“行政—立法”治理格局。
孙润南从历史维度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呈现了“不变”与“变”的逻辑，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呈现稳固的政党关系，西方政党制度呈现冲突和对抗主题。从政党行动维度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分别表现为“和而不同”及“合法反对”的逻辑，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实现价值多元和政治一元的有效统一，而西方政党制度鼓励政党之间的相互博弈。
世界政党发展现状与趋势
龚加成基于对政党问题的全面研究，通过综合分析提出，截至2021年5月，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有 5000多个政党，而历史上存在过的政党则约有35000个。截至2021年，世界上的百年老党有70多个，从意识形态来讲中左右都有，从地域来讲覆盖了各大洲。百年大党的共同特点是意识形态上与时俱进，长期保持对政府的影响力。他提出，可以从两个指标对国外政党党员数量进行考察：党员在选民中的比例和党员人数的增减。以西欧政党为例，这两个指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均呈现大幅减少趋势。
林德山提出，欧洲百年大党起伏的历史经验表现出如下共同特征：在思想意识方面，既表现出相对连贯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则）以及由此体现的鲜明的身份特征，又表现出思想意识的可调适性（或实用主义特征）；在组织和政治战略方面，在长期拥有相对确定的政治基础上，保持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相对开放性；在政治议程和政策方面，在拥有相对明确、体现自己身份特征的政治议程的同时，保持对复杂或变化环境的变通性。保守主义政党更突出政党领袖在党的组织以及政治战略方面的主导功能，更突出党作为执掌者的治理功能；社会民主党更长于政党的组织和集体功能，更长于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则更强调政治诉求和政治议程的平衡。进入21世纪后，欧洲传统大党的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
郭定平基于对日本政党制度特别是自民党的深入研究提出，自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经历了官僚优位论、政党优位论和首相（官邸）优位论三个不同的时期。战后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政局稳定与政官关系协调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较好，例证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1955年体制”和安倍晋三执政期间的治理效能。但在自民党下台或政党联合执政下，日本政局不稳、政官关系恶化，国家治理效能受到影响。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自民党内阁更迭频繁，政局不稳，经济政策不断调整，形成恶性循环，乃至出现所谓“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
杨云珍、王聪聪提出，欧洲中左翼政党、激进左翼政党的发展和走向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高度全球化与国内政治之间存在着根本张力，欧洲中左翼政党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袁超以2021年9月将要到来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为分析对象，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考察案例提出，社民党在德国政党政治生态演化中遭遇了严峻的政党发展危机，虽进行了意识形态调整，但并未走出危机，反而陷入“左右失据”的困境。因此，他提出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调适要以社会结构性变量基础上的政党体制发展为参照。
闫瑾研究了德国基金会在政党和国家决策机制中的作用，以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有着密切关系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为个案，分析了其组织机构、资金来源、政治社会功能。他认为，在德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艾伯特基金会是不可或缺的预警系统、信息来源和咨询对象。该基金会是影响德国外交决策的特殊渠道，一方面它作为非政府组织是独立的对外关系行为体；另一方面又接近政党，与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是官方外交政策的工具。
赵超对法国政党特别是法国共产党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在法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政权获取渠道，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代议制民主。法国共产党进行了改革性探索，实现了“破”，但未能“立”。二是社会基础，是依托传统的工农联盟还是尽可能地吸纳各个阶层的民众。从法国共产党更换党旗标志可以看出，它不再强调阶级立场，失去了原有的群众基础。三是党际关系，是联合其他左翼政党还是保持自身政治独立性。法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因而影响了它的发展。
那传林围绕俄罗斯政党财政问题，以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席位的共14个参选政党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其结论如下：一是财政因素并不是影响选举结果的最重要变量；二是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俄罗斯目前最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政党；三是除俄共之外，俄罗斯其他主要政党都存在合法的直接政治献金；四是俄罗斯政党印刷宣传品要比电视宣传效果好。
学者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陈金英分析了印度人民党的特殊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通过梳理其成立背景、核心理念、组织训练与同盟家族，指出国民志愿服务团负责精英输送与培训以及政治动员和社会服务，并以非正式方式分享权力，是导致人民党政治右倾的重要因素。周建勇用实证方法探讨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成一党独大体制的原因，认为集选区制这一独特的选举制度设计发挥了关键作用。该选举制度既适应了新加坡的政治社会结构，也压缩了反对党参与选举的政治空间，确保了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李智育研究了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建党百年来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成因，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宋清润回顾了1928年以来泰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提出泰国至今未能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稳定的、规范的政党制度，政党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尚需时日。顾佳赟提出柬埔寨的政党政治一直在西方价值与东方文化之间调适，当代柬埔寨政治发展或许不是对西方民主化设计的完美回应，但却维护了柬埔寨国家政治稳定，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金龙勋对当代韩国的政党体制特征、困境及其走向进行了研究。张添对2016—2020年缅甸政党政治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了民盟执政时期的政党结构特征。武祥对巴基斯坦的政党政治新变局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新变局的成因及其影响。
做好政党研究的建议
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政党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金鑫提出“三个要”：一是要胸怀全局，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全球视野，兼顾国内与国际，打通中国与世界；二是要纵贯古今，通过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演进，准确客观研判形势的发展变化；三是要紧贴关切，政党研究需要紧贴中央关切，将理论探索与服务决策有机结合起来。
世界政党政治研究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发力，共同为推动构建更加良性互动的新型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做好理论思考和政策准备。在宏观层面，把握好总体研究方向，深入总结好我们党百年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同时，要深入研究探讨百年变局背景下世界政党和政党政治总体发展趋势、世界政党面临的共同机遇和挑战及如何进一步推动构建新型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等重大命题。在中观层面，归纳构建好相关规律和理论，既要总结归纳世界政党发展的客观规律，跟踪研究世界不同政治思潮，也要摆脱西方学术话语和思维束缚，构建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经验、中国范式的新型政党研究理论体系。在微观层面，深入解剖好相关具体问题，以“解剖麻雀”的精神对世界政党政治中的突出和典型现象进行分析，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深入把握其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
（执笔人：肖欢，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周淑真，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主任；汪浩鸿，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