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就必须“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讨论，往往放在地区研究或者国别研究的框架下，形成了固化的理论框架，作为既有理论的试验品。在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被提到了战略性的日程。

       这一任务的形成不仅是中国问题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西方理论解释力的局限性，还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力所要求相应的思想、学术与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如何突破被西方理论所框定的话语体系，建构扎根中国国情、讲述中国政党故事的标识性话语体系，是展示中国理论自信的重要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既要治理着9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又要治理13亿人口的大国，同时还要在国际竞争格局中保持相对优势，其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压力甚为艰巨，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然而，与其他学科话语建构相比，中国政党话语建构与创新的难度尤甚。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组织形态、制度传统与执政模式，与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差异鲜明，难以直接搬用既有的西方政党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政党理论加以阐释。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既需要基于理论宣传层面的政策阐释，也需要偏向探究因果规律的学理分析。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在政策诠释和论证层面，以及在政策阐释基础上的附带性学理分析。

       中国政党制度具有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比如特殊的生成土壤、制度传统、政党规模、执政机制与环境挑战。这些特殊性决定了搬用任何一套现成的西方政党话语体系，都可能形成削足适履、淮橘为枳的尴尬境地。有关中国情境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是执政党强调理论自信的重要缘由。

       在比较政党的理论范式下，重新审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修正现有的话语体系，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话语平台，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的重要渠道。

二、建构中国特色政党话语的中国情境

       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国情以及政党制度的成长过程，中国政党制度也具有自身的特殊元素，并集中体现在制度传统、政党规模、执政机制和执政环境等方面。

      与许多优势型政党相类似，中国共产党早于并参与了国家的缔造过程，并在建国治国、整党治党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制度体系，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监督制度、宣传制度等。这些制度既有在革命时期的历史印记、苏共的经验借鉴，以及现实情境下的制度重塑。

      此外，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淀了一整套显性的制度体系，也形成了一系列隐性的政治规矩。这些政治规矩不仅体现在党内法规和制度的具体条款当中，也有机地融入到党的优良传统、工作作风和工作惯例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超过9千万党员、460万基层组织的庞大政党，不论组织规模还是党员数量都在世界政党当中屈指可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党员数量显著增长，其社会成分也发生显著变化。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由多元社会阶层构成的政党，工人和农民在党员中的比例已经降至35%以下。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庞大的政党规模和复杂的成员构成，不仅对政党组织管理提出了更高挑战，也对政党属性定位提出了更多要求。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导，有赖于一系列具体的执政机制，包括政治决策机制（民主集中制）、精英录用机制（党管干部）、利益综合机制（群众路线）、价值引导机制（宣传思想）、社会联系机制（基层组织）、党政协调机制（党政联席会议）等。

      在一党长期执政和国际制度竞争的格局中，党面临着不断变动的执政环境。比较政党研究显示，一党执政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对于自身执政风险的感知下降，党员干部容易产生官僚化趋向，与人民群众日渐疏离。

      此外，“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面对全民上网、集体在线的网络社会的兴起，如何在互联网时代重构主流话语的传播渠道，提升政治传播影响力，也是党面临的重要执政环境。

三、在比较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党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100年、执政72年的长期政治实践当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基于这一长期政治实践而进行的话语提炼和理论建构，不仅是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历程和执政绩效的重要步骤，也是推进比较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突破。

       以存在政党的数量将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是传统意义上政党体制分类方法。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于西方政党体制理论的超越，特别是单纯以执政党数量来确定政党类型的做法。新型政党制度明确表明中国政党制度不会套用西方政党体制的分类方式，也不会走西方政党政治之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八个民主党派进行议政协商对话，形成中国特色的政党合作格局。

       这一格局既突破了获得选票多少、是否组织内阁政府来确定政党体制的西方模式，也是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全新阐释和理论表达。

       国家中心主义反思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去国家化所造成的国家真空以及政治体系的概念误用，强调“找回国家”及让国家权力重新回归的必要性。政党中心主义的提出在方法论上与国家中心论有相似之处。亨廷顿强烈主张强大政党对于维护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体系稳定性的至关重要性，许多比较政治学者也强调一党体制对于保持体制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积极价值。

       中国情境下的政党中心主义，是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扩展和修正。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与国家权力高度融合的执政党，而且也是与社会紧密结合的领导党，同时还是具有鲜明宗旨意识的使命党。

       政党制度化引入新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用以政党政治研究，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规范、组织制度与结构框架，进而关注到价值与态度、制度与环境的互动，制度主体与制度变迁等问题。制度治党论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化。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法度。

       中国情境下的政党制度化，需要重点关注两个层面：一是在制度规范化层面要更关注组织常态运行；二是在价值态度层面确立遵从制度和敬畏制度的政党文化。

       比较政治学者列维斯基等人指出，政党适应性是指一个政党根据外部环境特别是选举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组织与策略的调整，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过程，进而达成“首要目标”的能力。

       作为一个普适性的概念，政党适应性概括了任何政党都不能固步自封、刻舟求剑，必须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自我革新的现象。执政风险论是主动式的政党适应性。

       从比较意义上看，一党长期执政体制下的执政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自我调适能力。从中国情境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体现为主动创造环境和被动适应环境的双重任务，适应于自身推动的社会政治变革。